“阳邑肚（杜）大，里美庄腰（要）粗”，这是流传于太谷数百年的民谣。意思是说，阳邑村杜姓、里美庄要姓都是村中大姓，人多势众，声名显赫。据阳邑《杜氏宗谱》记载：杜氏祖籍为陕西米脂县圪脑村。明洪武八年（1376），杜氏第5支7世祖杜华（字仁兴），杜荣（字仁熙，无后裔）兄弟，迁入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历经明、清、民国诸朝至今已六百四十余年，裔孙已繁衍至第34世。特别是清代以后，阳邑杜氏诗书传家，科名焜耀，人才辈出，闻名一方。
杜仁兴———以商起家
杜仁兴、杜仁熙兄弟来到太谷阳邑村后，主要以收售硝土为生。当时，太谷熬硝业比较发达，许多人从事这样的老行当。胡村、水秀一带的盐碱地，以及老房子、厕所等地方的墙根土时间长了就会产生一种白色的晶体，把它们刮下来后就是硝土。硝土经过加工之后就能熬出硝和盐，当时普通老百姓吃的盐也大都是这样熬出来的。熬硝土剩下的水就是卤水，可用来制作豆腐，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说的就是这个。杜氏兄弟既不刮硝土，也不熬硝，而是把人们刮下的零散硝土收集起来，再卖给熬硝的作坊，这样一买一卖，以数量取胜，钱赚的也快。由于二人为人和善，讲诚信，肯吃苦，生意越做越大，没有几年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于是，兄弟俩开始在阳邑村修建深宅大院，扩大商业经营范围，并兴办学堂，科读子嗣，为杜氏家族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继杜氏兄弟之后，杜氏子孙抓住商机，开始走南闯北做生意，买卖越做越大，人丁也越来越兴旺，杜氏家族也逐渐分成了13股，成为阳邑村的大姓望族。据史料记载：杜家主要以经商致富，在明代中期已露头角，这在太谷属于发迹较早、为数不多的富商大族之一。明嘉靖末年，杜家从石先生手中盘下太谷县城著名的广盛号药店，从此便成为太谷中医药的龙头大户。从广盛号药店到清嘉庆十三年（1808）改组广盛聚，再至光绪初年广盛聚改组广升蔚的三百余年里，杜家一直是宫廷御药龟龄集、定坤丹等中华名药最大的东家和股东。明隆庆五年（1571），明王朝封俺达为“顺义王”，汉民和蒙民可以定期在边关开展贸易，即所谓的“封贡通市”以来，包括阳邑村在内的太谷商人纷纷赴北部边境经商做生意，形成了可观的“淘金者”大军，杜家更是捷足先登，不甘落后。明天启年间（1621～1627）净信寺《新建膳亭乐亭并砖天王殿墙记》碑文中记载：“礼等慨然曰：‘村中不必重，保安州本镇人亦百十余，募数十金何如？’”当时，阳邑村，包括杜氏族人仅在保安州（今河北张家口涿鹿县）租田耕种及做生意的村民就有百余人，每年赚到的银子不在少数。
杜大经———独修戏楼
迨至清乾隆年间，杜家在阳邑村堡儿外和堡儿里盖起了大片深宅大院，人称为“外三百万”“内三百万”，开始走向鼎盛。著名的杜家代表人物杜大经（1742～1828），当时他们家已是拥有800万两白银资产的大户。阳邑村“大夫第”“进士第”“堡儿里”“司马第”“中关帝庙”“翰林府”“杜家花园”“三翰林祠堂”“小太原八角厅坟茔”“三翰林坟茔”等著名建筑都是杜大经家族所建。
杜大经是一位地道的儒商、传统的乡绅，他十分重视子孙的培养教育，其宅第中建有专供子孙课读的书院，藏书成千上万册，同时专设私塾，延请名师大儒为子孙授课，许多人进入仕途，颇有建树。杜大经长子杜焕发曾任县丞；侄子杜焕琏、杜焕琅曾任州同；长孙杜安唐是举人，次孙杜成唐为廪生；侄孙杜启唐为同知、杜安唐为举人、杜造唐为监生；曾孙杜瑞凝、杜瑞麟、杜瑞联更是人中龙凤，先后金榜题名，为官京师，光宗耀祖。
杜大经虽然拥有万贯家财，但生活节俭，办事精打细算，经常接济乡邻，乐善好施。道光三年（1823）冬，阳邑镇合议重修净信寺，并改建南戏楼。杜大经与其子杜焕发、侄杜焕琏及孙辈人等慷慨出资3600两白银，情愿独修戏楼。二年后，戏楼改建完工，规模宏广，辉煌灿烂，合镇百姓无不感念其功德。道光六年，净信寺立《诰授中宪大夫侯铨同知加二级大经杜公独修戏楼碑记》石刻记录此事。不久，杜大经又出资1000两白银为净信寺佛像重塑了金妆。
如今，杜大经独修戏楼成为山西戏剧史上的一段佳话，其出资改建的净信寺戏楼至今保存完好，并以其精致华美的建筑风格、巧妙绝伦的建筑结构，在山西古建筑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杜大统———翰墨留香
杜大经族兄杜大统是一位大书法家、文化大家，他出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卒年不详。杜大统，字惟九，号枕岗道人，监生，他一生无意仕途功名，却把全部的精力都倾注于金石碑学和书法上，不仅日日临摹、创作书写，还亲自操刀刻石，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杜大统80岁后，依然终日挥洒书写、操刀募刻，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道光四年（1824）八月，杜大统挥笔为净信寺题写匾额，当时他已90岁高龄，仍然能够写出精气神饱满的书法作品，实令人敬佩。今天净信寺鼓楼“发鲸”“栖鹭”和戏台“神听和平”匾额，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据说：杜大统为净信寺书写了许多筒联、匾额，远不只此三块，但经过近200年岁月沧桑，大部分已遗失或毁于战乱、动乱，今天能有这三块匾额留存下来，也实属不易。1990年，“神听和平”匾额顺利入选“中华名匾”，成为太谷一宝。
光绪四年（1878），榆次车辋村常家常立芳从阳邑村购买杜大统匾额刻石127方及《兰亭》三种（楷书颜体、楷书柳体、行书魏体），嵌筑于常家大院书房院东游廊壁，命名为《石云轩法帖》。其中《兰亭序》魏碑刻石共二十八方，每方30×36厘米，书12字，共计332字，全篇楷中带行，行中藏楷，意态奇逸，体势浑一，功力深邃，气势磅礴。常立芳评曰：“先生之临兰亭，遗貌取神，诚绝技也。”
杜大统的书法，不仅突破了当时在书界占主导地位的“馆阁体”束缚，而且在师法北碑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开拓意义，成为清代中晚期颇有影响的著名的书法家之一。
杜瑞联———杜氏人龙
杜瑞凝、杜瑞联、杜瑞麟同胞三兄弟被称为“杜氏人龙”，尤其是杜瑞联政声卓著，颇有影响。
杜瑞联（1831～1891），字聚五，号鹤田，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咸丰二年进士，初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曾在“实录馆”为皇帝修实录。咸丰八年，出任湖南乡试主考官，以勤奋敬业受到皇帝赏识。同治皇帝继位后，杜瑞麟先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后任湖南宝庆府知府。宝庆是苗族、瑶族杂居之地，民风彪悍，土匪出没，经济文化落后。杜瑞联到任后“抚辑苗瑶，严惩会匪”，同时“兴理书院，推广学校”，得到民众的拥戴。在杜瑞联调任长沙知府时，苗民将镌刻“公正廉明”的匾额赠送给他，人们十里相送，依依不舍。在担任长沙知府不久，又相继担任辰沅、永靖兵备道。当时，湘西一带兵荒马乱，散兵游勇往来不绝。杜瑞联一方面饬令地方整顿防备，加强治安；一方面推行屯政，组织生产，并将各村政经验汇集，雕版刊印《屯政摘要》六卷，受到省府表彰。
光绪元年（1875），杜瑞联升任四川按察使，任内清理处置诸多积案，两月后迁署四川布政使。光绪二年，调任云南布政使。次年，又迁任云南巡抚。任内，奏准在云南边陲之地垦荒，并恢复开采铜矿和盐井；又设局校刊经籍，奏准云南增加文武科举的名额，以上一系列举措，使云南境内安平等地汉族和少数民族逐渐融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光绪七年，中法开战，杜瑞联力主抗法，协助云贵总督岑毓英招募十营兵勇，沿中越边界布防。光绪九年，杜瑞联因失察于云南布政使奏销案，降三级调用，后又被免职。
从此，杜瑞联回到家乡阳邑村，闭门读书，寄情于书画，将收藏的名人字画辑成《古芬阁书画记》18卷，并整理出《苗防要览》4卷、《奏稿及诗文集》20卷。民国初年，杜瑞麟翰林府内还挂有许多圣旨，其中皇帝所赐“福”匾，金光灿灿，引人注目。
杜瑞凝，字熙绩，清咸丰十一年（1861）拔贡，后出任吏部员外郎。杜瑞麟，字石生，号砚田，清咸丰八年优贡，同治七年（1868）中进士，历任选庶常散官、刑部浮湛郎、乾州知州，著有《刑律比例集览》一书，是一位通晓大清刑律的专家。
杜受权———理学名家
杜受全（1825～1894），字仲容，号芳坪，自幼喜欢读书，成年后潜心研读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造诣颇深。道光二十九年（1849）成为拔贡，咸丰十一年（1861）中举，同治六年（1867）获大挑一等，曾督办西征军饷、保定粥厂、东陵修道，后历任邯郸、获鹿，邢台等县知县。杜受权为官勤政务实，关心百姓疾苦，奖励农耕，治理水患，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深得民众信赖，获鹿百姓曾赠匾“青天白日”。
杜受权一生勤于写作，著述甚丰，特别是他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好习惯。在他督办西征军饷时，写出了《太原转饷记》和《西征转饷记》；督办保定粥厂，写出了《保定粥厂记》；为皇帝修东陵，写出了《东陵修道章程》；担任邯郸地方官时，写出了《邯郸消寒草》；在西宁理事时，写出了《西域消寒草》和《西域消夏草》。平时居家，也是笔耕不辍，诗词歌赋信手拈来，著有《文集》14卷，《诗集》16卷，《时文》6卷，《试贴》4卷，《围炉家话》2卷，《集外弃余草》2卷以及《杜氏家谱》2卷，这些著述有的刊行于世，有的只是手稿藏于家。可惜的是，他的大部分著述和手稿都已散失，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
光绪十三年（1887），杜受权辞官回到阳邑村，以布衣蔬食度日，以读书、著述、教子为志，经常与省内知名理学家李菊圃等人书信往来，共同切磋探讨理学奥义，并在家乡设帐授徒，还曾一度出任清源梗阳书院主讲，在晋中一带颇有声望，民国版《太谷县志》称杜受权为“吾乡所称理学名家也”。此外，阳邑村父老乡亲还推举他担任乡正，他慨然应允，亲自拟定“乡约”整顿民风，教诲百姓远离鸦片烟毒，同时带领乡亲修桥补路，做了许多好事、实事。阳邑村老百姓在他死后，专门为他立了“德教碑”以纪念其功德。
杜受权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好书法。他学颜真卿兼习分篆，当时慕名索求书法的人很多，但他一般以草书写就，自成一体，求书者如获至宝。杜瑞联曾评价杜受权说：“余名位远过芳坪，若学行则深愧不及也！”
杜润生———改革之父
杜润生(1913—2015)，原名杜德，阳邑村杜氏21世杜慎魁长子。民国10年（1921），杜润生入阳邑镇第二高小读书，毕业后曾在太原一皮货店学徒。民国19年（1930）秋，杜润生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期间组织进步学生反对国民党当局，开展示威请愿活动。
民国21年（1932）8月，杜润生加入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被当局通缉，避于乡间。次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与裴丽生、申培信、李雪峰等开展革命活动。民国23年（1934），杜润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数月后释放出狱。次年冬参加抗日武装自卫组织，赴山东灾区宣传抗日，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任学生联合会成员，同时担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宣传部长、区队长，华北各界救国会常委。民国25年（1936）夏，杜润生经侯维煜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杜润生受中共山西省委委派，深入敌后建立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在太谷组织建立太谷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太谷县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太谷人民抗日武装自卫队等，动员民众抗日。后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太岳冀南联合办事处教育处处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教育厅秘书主任，太行六分区专员、二分区专员，太行行署副主任，太原军调小组129师代表兼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等职。民国36年（1947）6月，杜润生担任中原局秘书长，随解放大军挺进大别山，参加淮海战役。后一度担任淮西区党委书记、豫皖苏地区四地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杜润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参与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杜润生历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主要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农村发展战略的研究工作，参与中央有关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做了大量工作。
1980年，杜润生提出可在贫困地区全面推广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其他地区也可以因地制宜实行的政策；1981年，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使中国农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内，杜润生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农村改革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决策者和亲历者，被公认为中共党内最资深的“三农”问题专家，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杜润生在1989年退休后，继续从事农村改革和经济政策的研究，曾担任（或兼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可以说，杜润生是一位毕生都在为农民权利鼓与呼的人。他的代表性论著有《农业生产责任制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联产承包制是农村合作经济的新发展》《关于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几个社会目标》《先富后富和共同富裕》《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等，晚年著有《杜润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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